“所须者衣食，不过饱与温。蔬食足充饥，何必膏粱珍？缯絮足御寒，何必锦绣文？君家有贻训，清白遗子孙。我亦贞苦士，与君新结婚。庶保贫与素，偕老同欣欣。”

新婚燕尔，对着新婚的妻子，你会说些什么呢？近读“诗魔”白居易的《赠内》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尽管他也呢喃着说，夫妻之间要相亲相爱，白头偕老，但是更多的却是教育妻子要勤俭持家，相夫教子，安贫乐道，并且还以“清白遗子孙”来相规。这样不解风情，白居易也真是着了魔了。其实，这也正是白居易可爱之处，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。

白居易说要留清白遗子孙，其实是源于他家的家风传承。他的祖父白鍠直言敢谏，不畏权贵，史称他“为人沉厚和易，寡言多可；至于涉是非，关邪正者，辨而守之，则确乎其不可拔也”。父亲白季庚担任徐州彭城县令，亲当矢石，日夜奋战42天，挫败李纳叛军图谋，可谓赤胆忠心。而其一生为官清廉，甘守清贫，死后竟无力安葬。叔父白季康，为官清廉，致力为民除“三害”（蝗灾、火灾、水灾）。他曾亲自下田劳作，赤脚挑担固堤，后人赞其治下的溧水“蝗不入境，火不延二，水不停宿。”父亲死后，白居易投奔白季康，他就曾教导白居易为官之道：一要克己省身，自奉俭约；二要秉公执法，不畏强暴；三要施惠于民，革除弊政；四要身体力行，躬身实践。正是因为长辈的影响，白居易的一生都在想着“唯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”他也曾经写了一篇记来说明家风对自己的深刻的影响——“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贻燕之训，叔父奉而行之，不敢失坠；小子举而书之，亦无愧辞。”

那时尽管有科举考试，但是却盛行着向权贵请托以平步青云的不良风气，但是他坚决不阿附达官显贵，坚决依靠自己的努力，他曾自豪地说：“三登科第，名入众耳，迹升清贯，出交贤俊，入侍冕旒。”而且，他还把它写进了家训：“勿慕贵与富，勿忧贱与贫，自问道何如，贵贱安足云？ 闻毁勿戚戚，闻誉勿欣欣，自顾行何如，毁誉安足论？无以意傲物，以远辱于人，无以色求事，以自重其身。”

白居易为官关注民生，能深入民间，体察百姓苦难。初入仕途，担任周至县尉，他就写下了《观刈麦》：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……田家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！”而面对县官徇私枉法，他敢于坚持正义，为民伸冤，即便被打击也不为所动。当地老百姓因此写了一首民谣礼赞他：“县尉来／云四开／青天露一块／百姓把头抬／冤有头来债有主／衙门从此向北开！”而到地方上做父母官，他更是把兼济天下的理想落到行动中。担任杭州刺史期间，他主持修筑白堤，蓄积西湖水，以利灌溉；疏浚六井以改善民生用水。而当他从苏州刺史离任时，更是留下了“苏州十万户，尽作婴儿啼”的诗句，可见当地老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。

其实，为民立命是白居易一生的追求。晚年，他隐居洛阳龙门香山寺，看到伊河河道淤塞，船夫被迫“大寒之月，裸跣水中，饥冻有声，闻于终夜”，他寝食难安，拿出积蓄，变卖银鞍玉带，筹集经费以开凿河道，为民众减轻苦难。“心中别有欢喜事，龙门开得八节滩。”那是怎样的一种欢乐啊。

白居易的廉洁自守，一生都在晒自己的收入。做校书郎，他满足地说：“俸钱万六千，月给亦有余”。做左拾遗，他开始觉得内心有愧了：“月惭谏纸二百张，岁愧俸钱三十万。”做了苏州任刺史，他又写道：“十万户州尤觉贵，二千石禄敢言贫。”做了宾客分司，“俸钱八九万，给受无虚月。”当了太子少傅时，则“阴俸百千官二品，朝廷雇我做闲人。”一路走来，白居易对自己所得俸禄始终抱着敬畏之心。我想，他如此公示自己的收入，主要是不给行贿者理由，也不给自己受贿空间吧。卸任杭州刺史，只带走两块天竺石，他还觉得有伤清白，专门写了一首诗自责“三年为刺史，饮冰复食蘖。唯向天竺山，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，无乃伤清白。”从此，我们也能看出，他律己之严之苛。

“君家有贻训，清白遗子孙。”纵览白居易的一生，谁还会只觉得他可爱，而不是可敬呢？白居易用它为誓言，清白做人，干净做事，这不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财富吗？（东至县 章中林）